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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人文热情”这个观点是我在1988年12月黄山现代艺术创作研讨会上提出来的。这个观点的提出引起了文化圈一些人的兴趣，当然每个人又都从不同角度来理解这个观点，而我则主要是针对“现代艺术”和“古典艺术”来提出这个观点的。在我看来，“现代艺术”和“古典艺术”是由古典知识的整体结构赋予其意义的，它们是由人文热情的投射而产生的准自然的艺术。这—切都与人的信仰和形而上学的恐惧相关联，如人的微观同神的宏观的相似性假设等等。艺术家们以在共同的幻象中所经历的一般经验事实为出发点共同建构神话史，在这种神话史中一切都经过夸张和放大的人文处理。当一个艺术家完全沉迷于这样的“情境”之中，无疑会相信这个“神话”。这种神话的幻觉感从文艺复兴至今一直使得艺术家们自认为他们是在同“神”对话。欧美一些艺术家在20世纪末叶开始对这个神话表示了怀疑，但也往往是不自觉的，像博伊于斯这样的前卫人物也还不时地误入神话的迷雾之中，这种悲剧是由“现代艺术”的语言惯性所导致的。其实“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的语言发生之原点是一脉相承的，也正是这种语言的相承性包含了艺术的代表和艺术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应当抛弃掉艺术对于人文热情的依赖关系，走出对艺术的意义追问，进入到对艺术问题的解决关系之中，建立起以以往文化事实为经验材料的具有逻辑试验性质的语言背景。如我们发现“古代艺术”和“现代艺术”为我们当代艺术家遗留下许多的问题，每个个体艺术家都可以选择和发现某些问题来作为自己工作的逻辑起点。
而我作为一个艺术家将选择某一个或从几个文化史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作为“清理人文热情”的起点而开始工作。
回顾一下近几年的美术发展史可以看到，1985年至1986年我们是在神话传统之中度过的，而1987年开始已有少数几个艺术家开始怀疑这个神话倾向，出现了一些具有分析性的作品，而1989年更多的艺术家已逃出神话情境了。但是问题有两种倾向，一种是神话可以继续在人文热情的投射下发生局部的意义，这是一种热爱艺术而不是把艺术作为学科研究的特例。另一种是在对神话问题的逻辑解决过程中获得当代艺术的身份，由此我们也似乎大略明白了当代艺术与现代艺术及古典艺术的分界点。
但同时我又深深意识到能够停留在神话之中静静地干着古典和现代意义的工作是极幸福的事情，进入到对文化遗留问题的学科化研究和解决状态确实有违背人性的东西在里边，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像博伊于斯这样的当代主义者也会偶然地返回神话乐园的动机了。
从1990年开始，我相继创作了“大批判”系列、《签证》、《毒品》、《验血—每个人都可能是病毒携带者》及《卫生检疫—所有食物都可能是有毒的》等作品。
在“大批判”系列中，我将“文化大革命”中的工农兵形象与今天我们生活中的那些引进的、渗透到大众生活中去的商品广告图像相结合，使得这两种来源于不同时代的文化因素，在反讽与解构之中消除了各自的本质性内涵，从而达到了一种荒谬的整体虚无。而《护照》和《签证》则来源于世界各国使馆签证处的国家意象。从某种意义上讲，“签证”将所有人都置于国家权力问题的阴影之下，因此，所有人都是被审查者，也许在当代文明社会中，人从诞生到死亡所办的所有文件中，“签证”是最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毒品》、《验血—每个人都可能是病毒携带者》等作品则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疑问。人的感情、信仰和国家身份等所有微妙的问题，都在“签证”这里得到了呈现。
吸毒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个人行为，而社会的道德与戒律在吸毒者的内心所产生的心理暗示，使吸毒者在心理上自我认定出一种罪恶感，正是这种罪恶感的自我认定强化了毒品对人类生活的危害。而《验血—每个人都可能是病毒携带者》所要表达的是社会这一整体力量对个体生命的不信任感，所导致的是一种普遍的怀疑精神对人内心深处的伤害。而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怀疑精神在今天已成为人人接受的“文明的时尚”。而《卫生检疫—所有食物都可能是有毒的》则暗示了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里，一些最为基本的构成人类生存前提的“生活信念”都发生了动摇。
对艺术家而言，由于生活在不同国度，无疑使其作品带有其作品诞生环境的痕迹，而一件作品的含义和影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取决于观察它的环境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使作品得以产生的艺术外部环境文化状况，是艺术家的思想动力。艺术家虽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但是，以艺术的方式提出这些问题，使其作品带有思想意识的标志，无疑是一个基本的职业道德。
文/王广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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